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弋舟简介_个人资料

发布时间:2021-03-13 21:29人物 人已围观  来源:龙斗SEO  作者:龙斗斗

简介弋舟,本名邹弋舟,1972年生,祖籍江苏无锡。当代小说家,70后代表作家之一。有大量长中短篇小说见于重要文学刊物,作品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

  弋舟,本名邹弋舟,1972年生,祖籍江苏无锡。当代小说家,“70后”代表作家之一。有大量长中短篇小说见于重要文学刊物,作品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获郁达夫小说奖,《小说选刊》年度大奖,《小说月报》百花奖,《西部》文学奖,《青年文学》奖,《十月》文学奖,鲁彦周文学奖等多种奖项;著有长篇小说《跛足之年》《蝌蚪》《战事》《春秋误》《我们的踟蹰》,长篇非虚构作品《我在这世上太孤独》,随笔集《从清晨到日暮》,小说集《我们的底牌》《所有的故事》《弋舟的小说》《刘晓东》《怀雨人》等。

  中文名:弋舟

  原名:邹弋舟

  性别:男

  国籍:中国

  籍贯:江苏无锡

  出生地:甘肃兰州

  出生日期:1972年

  职业:作家

  代表作:《跛足之年》《丙申故事集》

  

1、人物简介

 

  弋舟,本名邹弋舟,1972年生,祖籍江苏无锡。当代小说家,“70后”代表作家之一。有大量长中短篇小说见于重要文学刊物,作品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获郁达夫小说奖,《小说选刊》年度大奖,《小说月报》百花奖,《西部》文学奖,《青年文学》奖,《十月》文学奖,鲁彦周文学奖等多种奖项;著有长篇小说《跛足之年》《蝌蚪》《战事》《春秋误》《我们的踟蹰》,长篇非虚构作品《我在这世上太孤独》,随笔集《从清晨到日暮》,小说集《我们的底牌》《所有的故事》《弋舟的小说》《刘晓东》《怀雨人》等。

  

2、主要作品

 

  长篇小说

  《跛足之年》

  《跛足之年》

  《蝌蚪》

  《战事》

  《春秋误》

  《我们的踟蹰》

  长篇非虚构作品

  《我在这世上太孤独》

  中篇小说

  《所有路的尽头》

  《雪人为什么融化》

  小说集

  《我们的底牌》

  《丙申故事集》

  《所有的故事》

  《弋舟的小说》

  《刘晓东》

  《怀雨人》

  《丙申故事集》

  随笔集

  《从清晨到日暮》

  《犹在缸中》

  

3、人物获奖

 

  2016年10月21日,《所有路的尽头》获得第四届郁达夫小说奖中篇小说提名奖。

  2017年12月,作品《出警》荣获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短篇小说奖。

  

4、名家评点

 

  李敬泽:读小说,正如与人相对,话不投机半句多,但有的作品偏就能和你发生深入的对话,形成一个讨论的场域,无论是共鸣还是争辩,它都能够激发你,让你生出很多想法,这样的作品于我是好的,弋舟的小说满足了我这样的阅读要求。

  雷达:弋舟是近年来年轻小说家中上升最快的,他的小说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刻思考,保证了他小说的艺术品质,也使他的作品散发出一种诗性的光芒。

  贺绍俊:我一直强调小说的思想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小说是社会的思想容器,它承载了一个时代或一个阶段的最新思想发现,弋舟的小说把锐利的思想埋藏得很深,让他笔下的人物在头脑中还有了一把精神的短刃。

  谢有顺:弋舟有关成长的那部分作品,写出了那种孤绝的“憔悴之美”,而“憔悴”,正是许多杰出的成长小说共有的内在品格,譬如——《麦田里的守望者》。或许,成长本身就蕴含着一种“憔悴美学”,它更像是对青春的自我祭奠。

  王祥夫:就短篇小说而言,写什么不写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写,在这一点上,弋舟的小说有特别出色的表现,一个小说家的智慧和聪明都在小说里了,体验及表现在弋舟的小说里有特别入微的铺排,所以,读者会发现更加细微的往往隐藏在生活表面之下的东西。再说一句,弋舟小说语言的平实而华彩让许多人喜欢,这实在是一般人难以到达的境界。

  

5、作品评论

 

  城市生存景观与文化颓败书写中的先锋执守

  ——弋舟小说简论

  □权绘锦

  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的“先锋小说”至1980年代末已风流云散,但先锋精神在此后的历史演进中艰难接续。弋舟是新世纪以来专注于城市书写的先锋小说家。从已有的创作看,他在三个方面承续并发展了先锋精神:其一,对城市生存本质的体验式书写,是对新生代文学先锋精神的承续;其二,对城市生存伦理的多维度观照,是对新世纪文学先锋精神的推进;其三,对城市文化颓败的寓言化表达,是其先锋精神的个性化体现。由此,弋舟实现了对以欲望化叙事为主流的当前城市书写的超越,为新世纪城市小说发展路向做出了重要探索。

  一、城市生存本质的体验式书写

  相较于1980年代中后期以文体探索和叙事实验为主流的先锋小说,1990年代以来的先锋文学精神主要体现为向个体生存意义上的原生体验的回归。弋舟说:“世俗生活貌似平庸寻常,却囊括着本质上的尖锐与激烈,在这个意义上,它给了我写作的依据。”弋舟通过对表面千姿百态的城市生活的耐心摹绘,剥离其中先验的意义或公共经验,建构起以生命体验为本位的独特的叙事空间,展开关于个体存在与世界关系的独立探索。

  坚持个人体验的“在场”是弋舟写作的自觉意识。同时,他还力求将个人体验与时代相勾连,延展了生命体验的景深。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在转型中快速发展。这一历史趋向不仅标志着因体制转轨而来的物质生产急速增长,市场经济高歌猛进,消费社会强势扩张,还意味着由此而来的以市场法则为核心的实用主义在意识形态重构中的迅速崛起,以及芸芸众生以追逐实利为准则而培育起来的平庸、猥琐的人格范型。弋舟的长篇《战事》即通过少女丛好从青春懵懂岁月走向成熟理性的成长经历,借助于她对自身与世界的审视、与社会和人世的交往、从生理到心理的变化,及其丰富生动的内心轨迹,揭示出城市斑斓景观遮蔽下灰败不堪的生存本质。

  现代城市意味着以文明和教养为核心的价值取向与精神内蕴。但中国城市大多有着欠发达国家共有的后发特性。在城市空间里,既有政治威权专制,也有黑恶势力肆虐,既有资本横行的混乱,更有现实功利的冷酷。城市社会遵行的依然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和尔虞我诈的阴谋诡计,所谓的文明与教养只是被掩盖着的谎言与虚无。

  此外,在一系列中短篇中,弋舟亦通过人物经历,揭示了掩藏在表层下的城市生存本质:《鸽子》是对城市中贫富分化现状及其心态的关注;《隐疾》是对城市富人灵魂孤独及其变态反抗的呈现;《李选的踟躇》书写了城市白领内心“那种对于邪恶的向往和屈从,那种委身诱惑的本能。”《蒂森克虏伯之夜》则揭示了城市仿真性的致幻本质。总之,弋舟通过个人体验,将其与时代勾连,以反思与警醒的姿态揭示了当代城市的生存本质。

  二、城市生存伦理的多维度观照

  先锋意味着永恒的反叛。比格尔认为,在西方艺术史上,具有唯美倾向的先锋艺术曾凭借自律性成为一种抗衡性文化力量。然而,当人们在追求艺术乌托邦的过程中逐渐满足于以艺术想象方式完成理想规划,不再通过社会变革改造不合理的现实秩序时,曾经的先锋艺术就会因体制化而失去批判的锋芒,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无辜共谋。继之而起的“先锋派的抗议,其目的就在于将艺术重新结合进生活实践之中,揭示出自律与缺乏后果之间的联系。”因此,“历史上的先锋派运动值得赞扬之处就在于它提供了这种自我批判。”滞后于西方,中国先锋小说的诞生最初是为了解除意识形态枷锁,确立文学的相对自律,但因其精英主义姿态和猝然遭遇的市场经济大潮,其先锋精神在短暂的眩惑之后,迅速消散。1990年代以来,新生代作家正是在反叛前辈的精英立场和挑战自律化艺术体制上凸显其意义与价值的。新世纪以来的“底层写作”则试图将先锋精神融入其中,在反抗自律性艺术体制,强调文学的“介入性”的同时,完成“先锋的底层转向”。

  小说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纯粹自律性的审美活动。这不符合小说的本性。布斯说:“在一切艺术中,小说最抵制纯化活动。它显然是由杂念构建而成的。”根据其一贯立场,“介入性”是这“杂念”的题中之义。强调新生代以来当代小说的先锋精神就是反叛中的“介入”,并不意味着要求小说去宣传某种理念或直接改造现实,而是指小说至少应在伦理观照层面显示其意义。随着城市化大幕拉开,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明显,社会分工加速,职业选择越加多样,社群文化多元纷呈,由此导致原有的伦理关系出现裂隙,走向式微,面临解体,而新的伦理关系正在建构,并呈现出复杂而暧昧的面目。不同阶层、职业与社群的城市中人遵行不同的生存伦理,这已成为当代城市写作必须面对的现实。

  弋舟对小说的本性及先锋精神有着清晰理解。他说:“‘感同身受’是一个小说家的基本能力。这个能力是指向他者和世界的。”“如果我们不能够将个人经验与世界建立起那种小说意义上的‘关系’,我们的写作就必定是无效的。”正是基于这种理解,弋舟将思想的锋芒收敛在伦理的边界,通过对城市中不同社会阶层生存状态的真切书写,对人物心灵中曲折、隐蔽、幽暗变化及其根源的细致表现,揭示出形形色色被扭曲了的伦理关系的荒谬,凭借着对城市生存伦理的多维度观照,在当代城市书写中独树一帜。

  《我们的底牌》这部中篇是弋舟对城市底层生存伦理的反向建构。弋舟通过对底层群体生存伦理及其变化过程的叙写,既体现了他的悲悯情怀与批判立场,也是对当下底层叙事专注于苦难倾诉和矛盾揭批的超越。在当代中国城市,贫富分化怵目惊心,其必然后果是社会权利失衡与价值体系失效。在权利分配中,数量巨大且毫无保障的是缺乏资本、权力和专业等优势支撑的底层群体。当城市快速发展、蒸蒸日上、日益光鲜时,他们却得忍受生存恶化和内心失衡的双重煎熬。于是,在憋闷、委屈、无奈与躁动中,只能对生活发出绝望的悲吟与变态的抗争。《我们的底牌》即叙写了底层因生存压力所导致的伦理异化及变态抗争。通过这一悲凉而又荒诞到令人无言的伦理变异历程,弋舟冷峻地指出:在当代城市社会,作为弱者的底层,为了自保,只能放弃尊严,泯灭廉耻,不择手段,丧尽伦理,以变态方式表达对资本和权力宰制下丛林社会的无望抗争。

  《你的眼目遍察全地》中,当弋舟叙写一个卑微生命在生存压力和社会不公面前,不得不一再退守,放弃正常伦理,在经受种种践踏、打击与扭曲后,只能依靠虚无缥缈的“天”获得心灵慰藉时,他对底层的态度就不仅只是悲悯情怀,而是真正的“感同身受”了。

  《跛足之年》是一部颇具卡夫卡风味的情节零散的长篇。因长期被一个抽屉的噩梦困扰,马领辞了公务员职位。抽屉意味着规律与秩序,也意味着有保障的生活。不愿遵行抽屉式生存伦理的马领只能成为百无聊赖的城市边缘人。即便如此,马领也并未获得个性和自由,他还必须面对几乎所有城市人关于“千禧之年”的迷狂。无论中外,人类在潜意识中都相信时间的整段性能参与历史。人们认为,送走了旧的千年,新的千年就会给予自己崭新的一切,就会迎来“我们的时代”,就会吉星高照,鸿运联翩。当这种观念四处弥漫、无远弗届时,就变成了令人窒息的力量。马领不愿信守如此观念,毫无目的的逃亡就成为他唯一可能的选择。即便逃亡途中,迷狂于新千年的空气仍无法躲避。就此,弋舟表达了对工具理性宰制下城市生存伦理的无奈愤激。

  三、城市文化颓败的寓言化表达

  城市是现代文化的生产基地与传播中心。19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世俗化转型,金钱与市场主宰下的大众文化汹涌而至,再加上特定历史背景下知识主体的普遍溃退,曾经在1980年代风生水起的精英文化花果飘零。在今天的城市,人文知识贬值,精神价值崩溃,道德理想消解,借大众娱乐、消费符号与商业景观包装起来的城市文化隐含着颓败、虚无与空洞的本质。

  与众多新生代作家直接呈现城市文化的颓败景观不同,弋舟主要通过精神记忆与现实境遇的对比表达其立场。他曾说:“先锋实际上就是一种回望的姿势。”弋舟回望的是曾亲身经历的以启蒙精神为核心的知识分子精英文化。1980年代,这一文化思潮曾占据主流,并与官方意识形态同声相应。自1990年代开始,由于消费主义文化兴起及其与官方意识形态的相互渗透,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彻底“被排斥和喜剧化了”。弋舟在追思这一文化思潮对自己一代人青春、理想、信仰与命运巨大影响的同时,也对这一文化思潮的没落激愤喟叹不已。对于这一历史变动,可以有多种书写形式,弋舟采用了寓言化表达。他说:“文学之事,从来是,而且永远是高级的东西,那种终极性的、神性的方向,也永远借着寓言般的‘幼稚’,在根本上哺育着一切艺术。否则,时风之下,若没有这样一个根基,文学早玩完了。”这就是说,在弋舟看来,当代城市文化颓败的实质是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没落,而这一历史过程更关乎人性与形而上的终极价值。

  自改革开放以来,知识曾被看做改变个体甚至民族命运的力量,公共舆论曾是实现公平正义的保障。但弋舟却在中篇《雪人为什么融化》中,书写了知识的贬值、公共舆论的崩溃和知识分子的窘境。在光鲜外表下,暴虐势力如同这座城市的沙尘,无孔不入地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每个缝隙。于是,搜集各种暴虐新闻充实版面就成了晚报记者潘让的工作。潘让最大的业余乐趣是借网络谈话勾引异性。由于记者身份和旁征博引议论人生,潘让在猎艳之路上屡有斩获。在与一位恋爱失意女子并不愉快的性_爱经历后,潘让被告知,她是黑老大李二水的“妹妹”。为了“公平”,做酒吧老板的李二水要潘让献出自己做舞蹈演员的亲妹妹潘少。为了保护妹妹,潘让使尽手段。但无论他借黑白通吃的地产商疏通,还是靠公安局处长撑腰,也无论他通过媒体曝光对方的非法经营以解困,还是砸扁自己的脚,以自虐方式博取对方同情,遵行不依不饶就是不屈不挠信条和欠债还钱金科玉律的李二水根本不为所动。无路可走的潘让只能选择以暴抗暴,借着酒劲,用拐杖横扫酒吧,并随时等待对方用油锅炸了自己的脚去喂狗,以“捍卫所有的妹妹”。因此,当知识、文明与教养异化为勾引异性的招牌,当舆论、法律和话语力量完全失效,任由暴虐横行之际,城市文化必然暴露出其颓败无力的本质。

  美国文化学家拉兹洛说:“归根结蒂,文化是受价值引导的体系。”以启蒙精神为核心的知识分子精英文化风光无限的1980年代也是诗歌的黄金岁月。诗歌曾承载一代人的青春、友谊、理想与激情,它是信仰的支撑,是爱情的源泉,是纯洁的见证,是温暖人心的力量。然而,当诗歌在市场经济与商业时代遭到遗弃和背叛时,承载其上的一切价值必然就此轰毁。

  在理想的预设里,以其独立人格、知识理性和道德良知推动社会前行是知识分子的天职。当代知识分子曾履行职责。但19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已然“失语”,将本应由自己承担的义务推卸给了后代。中篇《等深》寓意深厚。20年前的大学时代,女友莫莉激于道义,和贫穷而患有癫痫的好友周又坚相恋,只因对方敢于对时代疾言厉色,敢于对生活中的一切不义直面斥责。于是,“我”同时失去了朋友和恋人;3年前,“我”做了大学教授,以“说话”谋生,却不时感到话语的空虚、无力与欺骗性。与此同时,曾因“说话”赢得爱情的周又坚离家出走,神秘失踪,只因在与这个世界的对峙中,他已彻底成了格格不入的被世界遗弃的“病人”。3天前,莫莉快满14岁的儿子失踪,使她陷入绝望。“我”凭直觉判断,男孩的失踪与莫莉的情人、公司老总郭洪生有关:男孩要赶在未满14岁、不负刑责之前,刺杀郭洪生,只因曾目睹郭洪生借权势摸了母亲的屁股。怀着“一个时代对另一个时代的亏欠”,怀着对“我们这一代人溃败了,才有这个孩子怀抱短刃上路的今天”的内疚,“我”慨然前往,希望阻止这场随时会发生的血案。在成功截获手持短刃的男孩后,“我”震惊于如下事实:男孩选择的日子,恰是自己年满14岁之后,他要“光明磊落地谋求敢作敢为的责任”。这瞬间照彻了“我”灵魂深处的“肮脏、油腻、乖巧、轻浮”。用如此方式,弋舟表达了对过往的怀恋、对现实的失望和对未来的愧疚,而这也理应成为所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共同的隐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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